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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日本回台中后，跟惟谦提出了想搬回台北住的想法。
我祖父在美国电气公司退休时是上世纪八十年初，他来到经济起飞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购置房产，当时台北大安区的房价对他来说也不过如此，买完后他就把房子丢给家族信托的人处理。
所谓家族信托，就我这种对经商或是银行保险业毫无了解的金融小白来说，不过是一种保险。
除非全家人都无后断代，否则像我们这样经久不衰的家族，有足够雄厚的实力让家族资本源远流长下去。
我不需要去了解细节，我只要会选择就好。
大安区的平层公寓因为前两年我嫁到台湾后，就不再和原本的租客续约，重新装修后信托经纪通知过我，随时可以入住。
我知道惟谦喜欢台中，甚至差点在台中一中念书，因为那原是他外祖家创办的学校。
我以为我想分居的意思已经摆在明面上了，顾惟谦却难得对我提了反对意见。
“故宫的展览一季一换，台中歌剧院的演出单却是常换常新，”见我要反驳，顾惟谦也凶狠了一回，“你别说什么台北演出和展览更多，livehouse你去吗？现代艺术你很喜欢吗？画廊给的邀请函你每一间都看得上吗？无菜单料理吃来吃去也就那几家，有格调的咖啡厅很多但你觉得有比家里更好的咖啡机和咖啡豆吗？半地下室的旧书店，你去过一次就咳嗽了半个月。还有，台中既然那么无聊，为什么那家号称是贵妇超市其实也不过如此的裕毛屋，你每星期五晚上都去？是为了买东西吗？是为了偶遇你最喜欢的那位国文老师对吧？”
听他难得讲这么多话，句句都中肯在理，且对我剖析到位，我都反驳不了，只好撇了下嘴，小声道：“小青老师的女儿得了忧郁症，她提前退休来陪女儿念大学，头发花白了一半，我只是想确认她过得好不好。”
“那么关心别人，怎么不见你……”顾惟谦埋怨的话止在途中，他可能是觉得吵架太没风度，立马接了句抱歉，说自己没做好情绪管理。
其实他也没有对我大小声，冷暴力的事也很少做，他顶多就是不爱我，很少有主动想听我说话的时刻。
因为通常不用他讲话，我就会啰里吧嗦对他说一箩筐的话，今天去哪儿了，中饭吃了什么，遇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。很多时候我说着说着，他就睡着了。我帮他拿掉助听器，他也不会醒来。
然后我就会小声告诉他，其实我路过他公司的时候，会有点想进去看看他。就是很好奇他工作时的样貌，和平常餐桌上的他，打网球的他，都不太一样吧。
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。
顾惟谦从纽约回来后，喝得酩酊大醉的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时他已经出门了。我从书房打印完结婚时家族律师就帮我拟订好的其中一版离婚协议，签字画押，留在了书桌上。
这个家里我的东西没有太多，除了衣服珠宝，就是几幅画，摇表器里的手表都是惟谦送的，我一次也没戴过，我不喜欢买包，画作要请专业保全公司搬运，所以行李箱只用了一个，就装完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