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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对我来说，有一种类似“外婆家”的遥远的亲近感。当然我外祖母家也确实在宝岛。
小时候第一次到台湾，就是父母去澎湖湾过二人世界，祖父带着我去台北的巷弄里拜会毓老。
那天是五月初五，端午节，祖父去客厅和毓老闲聊，我在假山石的前院里吃大人们剥开的粽子，糯米和箬叶的香气都比不过白糖对我的诱惑力，我把沾满白糖的尖尖咬掉，其余的部分糖蘸不满，就不肯再吃了。
祖父等我把嘴擦干净，才把我叫进去，毓老不在，我看到桌上一个金丝绒布礼盒里放了一块芙蓉冻的印章和一方砚台。
那是祖父送的礼，叫“一砚为锭”（一言为定）。
但毓老没有收下。
也没有收下我当他最小的关门弟子。
祖父给我讲完砚台和墨锭的故事，便牵着我离开了客厅。走到小院里，又有人拿了一串涎着露珠的荔枝给我，但他们不叫它荔枝，管那叫玉荷苞。
我年纪太小了，没人教，不会剥，指头一松就把荔枝滚到了地上，祖父躬身捡起来，走去旁边的水池里冲洗一番，吃了下去。
有人又叫他进去，他托人照顾我，照顾我的阿嬷给我剥荔枝，捻着小柄让我咬，咬到核就吐出来，喂了我一颗又一颗。
正吃得嘴巴和肚皮都鼓囊囊，有人站在客厅冲我招手，我懵懂以为是祖父的请托有了回音，却看到有个戴着瓜皮帽，大热天还穿着长袖长袍的大胡子爷爷，哦不，感觉都可以当我太爷爷了的人，叫我过去，开口跟我讲中文，我语速有些慢，回得磕磕碰碰，换成德语，我便能多说几句了。有人在旁边用英语考我，我也能回几句但并不流利。
那个瓜皮帽太爷爷说我答得好，给了我一串木珠子，木珠之间有一只小兽，长得很奇怪。我长大才知道，那是菩提和麒麟。
临走前喂我吃玉荷包的阿嬷又往我口袋里塞了几粒，我问祖父可不可以拿，祖父说，“吃吧，自翩。”
“可是我不会。”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说“剥”这个字眼。
祖父便开始给我剥，他坐下时裤子口袋的一角露出一张照片，我拿出来看，是那个大胡子爷爷胡子短一些时候的照片，他身边还站了个人，样子像我祖父。
我问祖父，“这是你吗？”
祖父说是，我问他照片上的是什么字。他说那是于右任写的“自牧斋”。
我又问了很多问题，后来怎么离开的我已经忘记了，只是记得很清楚，踏出那道院门口时，祖父深深叹了口气，说，“以后再也不来台湾了。”
那是2002年，第二年SARS在台湾爆发，我祖父那位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、后来随梅贻琦校长一起流亡至台湾的小舅舅，以八十六岁高龄在北投过世。
我祖父在台湾，再也没了亲人。
也确实没再去过台湾。
回加拿大最快的班机上，是惟谦坐我身边。头等舱只剩一张票了，让给了茜娅阿姨。
我在飞机上不停给比我早一步到温哥华的母亲传讯息，要她让在医院的父亲等等我，我不到不要放弃抢救。
母亲说祖父并没有完全昏迷，偶尔还是会醒来说几句话，只是很含糊，夹杂着嘉兴话。
惟谦知道我的难过，在我不愿放下手机，盯着没有得到父亲回复的聊天界面出神时，把手覆在了我的手背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