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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陷入黑暗，独自喝掉三杯柠檬水，最终洗干净杯子，将为数不多的杯具重新放在橱柜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若恩太太的房子。
路上马车颠簸，我一直在打嗝，闻起来酸酸的，却莫名想笑——为那两位荒唐朋友，我怎么样都行，只要卡森和维西开心就好。
好羡慕卡森和维西，好像怎么都吵不散。不像我和温德尔。
坦白说来，大学二年级之前我过得很充实，除去必要交友场合，我一般都泡在图书馆研读法律专业书籍，没办法，法理学教授埃里克·冯·里希特总布置课后论文作业。
埃里克55岁，德裔犹太人，出生于普鲁士法学传统家庭，移民伦敦二十年有余。他向来不苟言笑，课上提问犀利，被同学们戏称为‘法学秃鹫’。
他反感一切空洞言论，喜欢课堂随机点名让人回答问题。
当天讨论的案例是《拉姆利诉瓦格纳案》，简而言之就是歌剧经理拉姆利，起诉女高音瓦格纳小姐，在剧院演出合同期间，被对手歌剧院高价挖走。
“哈特先生，如果你是拉姆利的律师，你将如何为当事人辩护？是请瓦格纳小姐继续回来唱歌吗？”
课堂议论纷纷，人人都在暗自庆幸没被当场点名。
我想了想：“根据普通法原则，个人服务契约是不能被强制，法律无法像执行财产分配一样，要求瓦格纳小姐继续服务于原剧院，不过，拉姆利经理可以要求金钱赔偿。”
“书呆子——”
埃里克戴着金丝边框眼镜，深色西装稍显磨损，缓慢穿过人群走向讲台，背影清瘦笔挺：“太教科书了，哈特先生，那么我想问问，赔偿金仅仅是拉姆利支付的定金吗？”
周围同学窃窃私语，我不自觉背脊发紧，“不，应该是违约导致的可预见性损失，比如剧院票房收入，剧院声誉等影响。”
埃里克走回到讲台上，双手撑在台面，“好，现在你就是法官，你要如何计算这笔损失？如何量化表演价值？”
“这老头子太坏了……”有人小声抱怨。
我不自觉沉默，感觉案例所涉赔偿远超法律明文规定。
良久，埃里克示意我先坐下，而后一字一顿道：“其实这个案子的价值在于，法官们给出突破性判决——他们禁止瓦格纳小姐在合约期间内为任何人演唱。”
我恍然大悟，举手继续答道：“法律的意义在于平衡多种关系，相互设置边界，对吗？”
“没错！”埃里克难得笑了笑，“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，至少代表你的脑子还没锈掉。”
课堂又陷入一片笑声，我耸了耸肩，接受教授的评点。
好像自那以后，我与埃里克的交流多了一些，有不懂的案例也可以私下找他探讨，他虽言语刻薄，对年轻求问却十分友好。
秋末时，埃里克邀请我参加他的周末沙龙，“去长长见识，乔笛。”
我忙不迭道谢，问他我需要做什么准备。
“放轻松，社交而已。”老头坦然笑道。
我如约到达布鲁姆斯伯里区，这里毗邻大英博物馆，聚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，也有不少先进人士定期办沙龙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。
埃里克家中富足却不显豪阔，妻子有法国血统，是位钢琴师，还和女儿四手联弹钢琴，整个沙龙氛围轻松愉悦。
我借着老师的推荐，认识了不少先锋人士，不过鉴于我资历较浅，未能上二楼听那些老法官们的从业经历。
房门虚掩着，里面隐约传来酒杯相撞声，雪茄升起腾雾，混着刚出炉的杏仁饼干，有种呛鼻的清甜。我原是要走的，却瞥见一道身影，单手抄在西裤口袋，翘着二郎腿，黑袜包裹住脚踝，谈笑间轻微抬脚，又立定放置地面，俯身时心口垂下一枚怀表。
银质怀表轻微泛光，有人过来碰杯，他将怀表收到口袋，修长手指握住杯口，略抬手，杯身斜撞过去，发出清脆声响。
——太像温德尔了，我痴痴地看着，竟忘了女主人过来送甜点。
师母端着甜点盘，“进去啊，乔笛？”
我慌忙回过神来，趁着门缝打开，往屋内看去，人群却错综起来，笑笑走走，遮住沙发上的人影。肯定不是他，温德尔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
一定是我鬼迷心窍。
那天沙龙后半场我有些心不在焉，跟几位年轻人简单聊了聊，准备回去了。
出来时外面开始下雨，有人喊我的名字：“带伞了吗，乔笛？”
我回头，是个年轻人，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……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的，比我高一年级。
‘怦’一声，黑伞完全撑开，笼罩在我上方，我笑着问：“你住哪里？改天我来还伞。”
男孩腼腆一笑，“不着急，你先用。”
说着，他把伞递过来，我正要接过，他忽然包裹住我的手背，街对面顿时响起一道尖锐鸣笛，车灯刺亮雨夜，显得雨势汹涌。
